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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世界經濟黃皮書:2019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發布會召開
2018-12-28 12:44:00

轉載自《社科文獻出版社》2018年12月27日

《世界經濟黃皮書:2019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發布會召開

    2018年12月27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舉辦的《世界經濟黃皮書:2019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發布會在京召開。

    2018年世界經濟整體增速與上一年持平,但是大多數國家出現了經濟增速回落。全球失業率仍然保持低位,充分就業狀況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促使各國通貨膨脹率有所提高。同時,世界經濟還表現出國際貿易增速放緩、國際直接投資活動低迷、全球債務水平持續提高和金融市場出現動蕩等特征。

    未來世界經濟面臨諸多挑戰,這些挑戰包括:美國經濟下行的可能性較大,金融市場可能進一步出現劇烈動蕩,各主要國家應對下一輪經濟衰退的政策空間受到限制,全球貿易摩擦可能帶來較大負面影響,逆全球化措施將阻礙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發展。地緣政治風險、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等問題也將影響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世界總體經濟形勢如下:

    (一)經濟增速出現下行跡象

    2018年世界經濟增長并沒有持續2017年各國同步強勁回升的勢頭,除美國等少數經濟體增速繼續上升之外,其他大部分經濟體經濟增速出現回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數據顯示,2018年世界GDP增長率與2017年基本持平。其中,2018年發達經濟體GDP增速為2.4%,比2017年上升0.1個百分點;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GDP增速為4.7%,與2017年一致(如無特別說明,世界GDP增長率和各地區GDP增長率均為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數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量數據掩蓋了大部分經濟體增速回落的事實,且可能高估了2018年世界GDP實際增長率。

    (二)失業率保持低位運行

    盡管世界經濟出現增速下行跡象,但是除少數經濟形勢嚴重惡化的新興市場國家外,全球總體上處于失業率相對較低的時期。這種狀況表明世界經濟處于從繁榮頂峰剛剛出現回落跡象的階段。

    (三)通貨膨脹率稍有提升

    美國季調后的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增長率從2017年6月1.6%的近期低點逐月上升至2018年7月的2.9%,此后稍有回落,至2018年10月,CPI同比增長2.5%。歐洲總體物價水平稍有上升,但主要由能源和食品價格上升引起,其核心通脹率相對穩定且略有下降。歐盟的消費價格調和指數(HICP)2018年10月同比增長率為2.2%,比上年同期提高0.5個百分點。日本物價水平繼續回升。日本CPI增長率從2016年-0.1%上升到了2017年的0.5%,至2018年9月,其CPI同比增長率為1.2%,比上年同期上升0.5個百分點。

    (四)國際貿易增速放緩

    2018年國際貿易表現出價格漲幅擴大、實物量增速下降特點(本文關于國際貿易的數據均來自WTO)。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世界貨物出口額同比增長率分別為14.3%和12.4%。其中價格漲幅分別為10.5%和9.2%,分別比上年同期增加3.6個和5.3個百分點;排除價格因素后的實際世界貨物出口總量同比增長率分別為3.8%和3.2%,比上年同期分別下降0.5個和1.3個百分點。

    (五)國際直接投資活動低迷

    2017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額為1.43萬億美元,比上年下降23%(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的數據均來自UNCTAD)。FDI流入額下降主要是由于發達經濟體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大幅下降引起的。2017年發達經濟體FDI流入額僅為7120億美元,相比上年下降37%。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外商直接投資相對穩定。2017年發展中經濟體FDI流入額約6707億美元,相比上年增長5億美元。發展中經濟體FDI流入額占全球比重達到47%,比上年提高了11個百分點。

    2018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并沒有繼續上升,國際直接投資活動也沒有大幅度增長跡象。聯合國貿發會議預計全球FDI流入額在2018年的增幅不會超過10%。考慮到2019年世界經濟的下行趨勢和國際貿易投資體系變動所產生的不確定性,2019年國際直接投資額有可能再一次下降。

    (六)全球債務水平繼續上升

    2018年全球政府債務仍處于較高水平。發達經濟體政府總債務占GDP的比例從2017年的104.5%輕微下降至2018的103.8%,政府凈債務占GDP的比例從2017年的75.1%下降至2018年的74.4%。新興市場與中等收入經濟體總債務占GDP的比例從2017年的48.7%上升到2018年的50.7%。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總債務占GDP的比例從2017年的42.8%上升到2018年的44.1%。

    (七)金融市場出現動蕩

    2018年國際金融市場呈現兩大主要特征:一是全球股市震蕩,二是美元持續升值和其他貨幣不同程度貶值。

    截至2018年11月20日,以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編制的明晟指數(MSCI指數)衡量,全球股指從年初以來下跌5.71%,其中新興市場股市指數下跌14.69%,發達市場股市指數下跌4.46%。在23個新興市場國家指數中,只有卡塔爾股指有明顯上升,另有3個國家的股指有輕微上升,其余7個國家的股指跌幅在10%以內,12個國家的股指跌幅在10%以上。

    (八)大宗商品價格沖高回落

    2017年10月到2018年9月,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出現較大漲幅。在此期間,以美元計價的全球大宗商品綜合價格指數上漲19.9%。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主要由燃料價格上漲所引起。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間,全球燃料價格指數上漲了38.2%,燃料以外的大宗商品價格指數反而下降了7.6%。其中食物類大宗商品價格指數從2018年4月開始回落,至2018年9月,價格指數同比下降了9.1%;農業原料價格指數從2018年2月開始下降,至2018年9月,價格指數同比下降了0.5%;礦物與金屬類大宗商品價格指數從2018年3月開始下降,至2018年9月,價格指數同比下降了7.9%。

    預計2019年按PPP計算的世界GDP增長率約為3.5%,按市場匯率計算的增長率約為2.9%。這一預測低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預測。較低的預測主要反映了對于美國經濟下行風險、金融市場動蕩風險、應對衰退的政策空間受限、貿易摩擦影響以及逆全球化趨勢等問題的擔憂。另外,預計2019年大宗商品價格將比2018年略有下降,原油全年平均價格將處于65美元/桶以下。

2019年世界經濟增長率約為3.5%

    2018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9年按PPP計算的世界GDP增長率為3.7%。其中發達經濟體GDP整體增長2.1%,美國增長2.5%,歐元區增長1.9%,日本增長0.9%,其他發達經濟體增長2.5%;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GDP整體增長4.7%,中國增長6.2%,印度增長7.4%,俄羅斯增長1.8%,巴西增長2.4%,南非增長1.4%。新興與發展中亞洲經濟體仍然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地區,GDP增長率為6.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預測,按市場匯率計算,2018年世界GDP增長率為3.1%。總體來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2019年的世界經濟增長率與2018年持平。其他國際組織預測2019年世界經濟形勢與2018年基本一致。世界銀行預測2019年按PPP計算的世界GDP增長率為3.8%,與2018年持平;按市場匯率計算的世界GDP增長率為3.0%,比2018年下降0.1個百分點。經合組織預測2019年按PPP計算的世界GDP增長率為3.93%,比2018年提高0.11個百分點。

    我們預計,2019年世界經濟按PPP計算的增長率約為3.5%,按市場匯率計算的增長率約為2.9%。我們的預測低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的預測。較低的預測主要反映了我們對美國經濟下行風險、金融市場動蕩風險、應對衰退的政策空間受限、貿易摩擦的影響以及逆全球化趨勢等問題的擔憂。

    另外,我們預計2019年大宗商品價格將比2018年略有下降,原油全年平均價格將處于65美元/桶以下。

美國經濟增長即將達到周期性頂點

    從經濟基本面指標來看,美國經濟的形勢全面向好,其中失業率在2018年5月一度下降到3.8%,與2000年新經濟繁榮時期以來的低失業率紀錄持平,之后雖然有所反彈,但是依然維持在歷史的低水平上。與此同時,勞動參與率在徘徊中出現的回升跡象更表明就業狀況的實質性改進。而且相比危機時的數據看,失業持續時間平均數和失業持續時間中位數也出現了大幅下降,接近了危機前的水平,反映出勞動市場的活力。

    但是,這些指標接近歷史最好水平的狀況也意味著當前美國經濟增長可能即將達到頂點。第一,從2018年4月開始,美國勞動市場上的職位空缺數開始超過了失業人數,這是2000年開始有此統計以來首次出現的情況。到2018年7月,職位空缺數已經超過失業人數58萬之多。即使不考慮結構性失業的影響,勞動供給已經成為制約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第二,應該說目前存在的失業已經不再是周期性因素造成的,而是一種結構性失業。當前美國現代服務業的職位空缺數遠遠高于傳統行業的職位空缺數的現象,更直接地顯示出在老齡化不斷嚴重、出生率和勞動參與率不斷下降的情況下,勞動力供需結構差異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作用。第三,目前美國實際經濟增長率和失業率都明顯好于公開市場委員會認定的潛在增長率和自然失業率,只是實際GDP水平還略低于國會預算辦公室認定的潛在GDP水平。但是從過去幾十年的歷史數據看,實際GDP水平很少超過潛在GDP水平。第四,勞動市場的緊張最終會推高工資水平和通貨膨脹水平。2018年3月以后,核心PCE接近甚至一度超過2%的目標水平,5年期的通貨膨脹預期也穩定在2%的水平上下,已經達到了美聯儲的上限。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也不難理解美聯儲在2018年的加息節奏。第五,消費者信心和勞動市場表現是最主要的支撐因素,但是自2014年以來,消費者信心預期指數就持續低于現狀指數。最后,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現象是美債收益率息差縮窄,并有出現倒掛的趨勢。

    由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波動明顯,所以美國經濟能否維持穩定的增長就是一個問題了。以不變價格計算的個人消費支出的絕對金額在2018年1~2月甚至出現了下降,雖然這是一種周期性的波動,但收縮幅度達到了478億美元,且持續了兩個月,也是不太常見的現象。所有這些現象都顯示出美國經濟增長即將達到周期性頂點。

2018年歐元區的財政狀況有所好轉

    2016年歐盟和歐元區的財政赤字率分別為1.6%和1.5%,2017年下降至1.0%和0.9%,比上一年均下降了0.6個百分點。在經濟穩步增長、較低的利率水平造成利息負擔減輕等因素影響下,財政狀況正在好轉。西班牙的財政赤字率由2016年的4.5%下降到2017年的3.1%,但是葡萄牙的財政赤字率顯著上升,由2016年的2.0%上升到2017年的3.0%。法國的財政赤字率由2016年的3.4%下降到警戒線水平之內,2017年為2.6%。英國的財政赤字率由2016年的3.0%下降到2017年的1.1%。 

    從政府債務負擔占GDP比例的指標來看,歐洲國家政府的債務負擔小幅下降,但仍處于較高的水平。2017年歐盟和歐元區的政府債務負擔率分別為81.6%和86.7%,比上年分別下降了1.7個和2.3個百分點。希臘、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時、西班牙、塞浦路斯、法國等國的債務負擔率依舊處于很高的水平,分別為178.6%、131.8%、125.7%、103.1%、98.3%、97.5%和97%。2018年5月,歐盟委員會發布了新一期對成員國“歐洲學期”(European Semester)的評估報告。“歐洲學期”是歐洲債務危機發生后,歐盟推出的對成員國財政狀況進行監管的機制。新發布的報告認為歐盟整體的財政狀況有所好轉,但是各國的財政表現有較大的差異,仍需要對一些高債務國面臨沖擊時的潛在風險保持警惕。

    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對經濟復蘇發揮了一定的支持作用。政府債務負擔率較高的國家在未來經濟下行的情況下可能導致財政風險。歐元區各國的財政政策應該與貨幣政策配合,以提高長期增長潛力和減少脆弱性。歐元區國家應繼續加強結構性改革,減少結構性失業,提高歐元區生產力和增長潛力。 

    預計日本2019年實際GDP增長率約為1.0%

    世界主要機構對2019年日本經濟增長率的預測差異比較大,最高的聯合國的預測值1.5%,最低的世界銀行的預測值僅為0.8%。預測2019年經濟增長率比2018年更高的機構有日本經濟研究中心(JCER)、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經濟學人智庫(EIU)和標準普爾,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聯合國、歐盟委員會和日本政府等機構認為2019年實際GDP增長率將低于2018年。 

    日本政府預定于2019年10月將消費稅率由8%提升至10%,此前的三個季度里提前消費效應可能對日本經濟增長構成較強拉動。但美國特朗普政府的保護主義貿易政策給日本經濟帶來風險。尤其是,如果美國開始提升汽車關稅,日本經濟將遭受比較嚴重的沖擊。考慮到潛在的風險因素影響,日本2019年經濟增長率將會低于2018年,預計日本2019年實際GDP增長率約為1.0%。

亞太地區的貨幣相對美元全部貶值

    2018年以來,所有亞太地區國家貨幣對美元相對于年初呈現貶值態勢,最高貶值幅度為7.3%,平均貶值4.1%。對于區內的新興市場國家而言,貨幣對美元出現貶值的共同因素包括以下幾點。①美聯儲加息和美國經濟上行帶來美元走強,新興市場資本外流加劇。②中美貿易爭端帶來的不確定性上升,通過預期渠道傳導至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市場。③人民幣對美元出現較大幅度貶值,央行為此重啟逆周期調節因子。由于亞太新興市場國家多為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貨幣走勢與人民幣關系緊密(徐奇淵、楊盼盼,2016),使得這一貶值具有傳染效應。除此之外,包括經常賬戶赤字擴大或順差縮窄、國內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通貨膨脹水平上升、金融市場流動性泛濫等基本面因素,也是導致亞太地區新興市場國家貶值的原因。對于區內的發達國家,除受美元周期性走強這一共同因素影響,還各有其特殊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中國經濟的“晴雨表”,因而其貨幣走勢也與中國經濟的周期性下行有關;加拿大則受到美加貿易摩擦的影響以及與美國經濟表現差距拉大的影響;日本較為特殊,作為套利貨幣,在2018年年初金融市場預期美聯儲加速加息進程時,日元曾受到追捧,因而大幅度升值,但是在第二季度日元相對于美元開始貶值。 

俄羅斯實現了自2013年以來的首次財政盈余

    2017年,俄羅斯經濟復蘇,國際原油價格上漲,俄羅斯財政收入增長顯著,全年財政收支情況明顯好轉。俄羅斯財政收入為15.09萬億盧布,高于預算收入11.9%,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12.1%;財政支出為16.42萬億盧布,高于預算支出1.1%,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0.02%,財政赤字為1.33萬億盧布,顯著低于聯邦政府預算2.753萬億盧布的赤字水平,僅占當年GDP的1.45%,與上年同期相比,赤字規模減少了一半。2018年上半年,俄羅斯財政收入為8.6萬億盧布,財政支出為77萬億盧布,實現了自2013年以來的首次財政盈余。 

    俄羅斯經濟高度依賴能源出口,大約一半的財政收入來自石油和能源產業的出口收入稅收。近年來,俄羅斯大力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目前俄羅斯財政收入來自油氣出口的比重約占40%,來自非能源領域的收入約占60%。2016年OPEC達成2008年以來首個減產協議,并于2017年5月決定將減產協議延長9個月,加之國際市場需求反彈,國際油價進入上升通道。全球經濟復蘇,市場需求擴大,提高了俄羅斯非石油產品的出口收入,為財政收入的增加提供了支持。俄羅斯財政部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年底,俄羅斯國內債務總額為7.2萬億盧布,占全年GDP的7.8%,與2016年同期相比增長18.8%。俄羅斯國家債務占GDP比重較低,財政狀況穩健良好。

全球債務問題進一步惡化 

    在過去一年,全球債務水平持續提高,比較來看,日本非金融機構負債占GDP比重高達373.1%,為全球之最;歐元區占比為258.3%;美國為251.2%。新興經濟體中,非金融機構負債占各自的GDP比重較高的國家包括新加坡、中國、韓國、馬來西亞、智利、泰國、巴西、南非和土耳其等。超長期的寬松和刺激政策是全球債務持續累積的重要原因。長期寬松的貨幣政策釋放國內信貸并大幅度降低企業借貸成本,強刺激性財政政策擴大政府負債并鼓勵企業部門提高杠桿水平。與此同時,全球經濟緩慢步入復蘇軌道,但以信貸擴張和資產價格膨脹等為標志的金融周期早于商業周期步入上升期。

    居高不下的債務水平限制了財政政策調整空間。在國內債務負擔占GDP比重高達157.1%的巴西,其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為7.8%;印度國內債務占GDP的124.3%,其財政赤字占GDP的6.9%。面臨高公共負債和出現嚴重財政赤字的國家,其所經歷的經濟衰退周期較長,這是因為處于下行周期的經濟需要財政政策給予支持,但過重的財政負債會制約政策的實施能力,從而延緩經濟復蘇甚至惡化經濟形勢。債務負擔又是金融危機的重要誘因。國內債務與銀行體系健康狀況有密切關聯,同時對資產價格、投資和消費都會產生影響,這對于那些依賴銀行業進行融資的金融體系有很大的影響,債務負擔通常被認為是金融脆弱性的重要指標。新興經濟體盡管近期國內信貸擴張有所減緩,以地產價格和信貸增加為標志的金融上升周期開始出現緩和態勢,但信貸總體規模是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以來的高位。一些低收入非洲國家在大宗商品價格高位時期借債,其半數以上的債務屬于非優惠性貸款,利息負擔較重。資本項目相對開放的國家,國內金融脆弱性會快速演變成金融市場的風險提示,從而引發資本外流,對本國貨幣形成壓力。近期政府債務龐大的阿根廷、巴西等出現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與上述誘發因素有直接關系。 

    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債務在短期內迅速降低的可能性不大。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的稅改計劃將大幅度降低聯邦政府的稅收,提高美國長期財政壓力。預計2020年聯邦政府的年度預算赤字將達到1萬億美元,占美國的GDP的比重大于5%,增發國債是其必然結果。目前美國國債占GDP的78%,預計到2030年將達100%,接近二戰后1946年的106%峰值。

國際投資協定:終止的個數首次超過新達成的個數 

    國際投資協定在2017年迎來轉折點。當年共達成18個國際投資協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IIAs),其中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BITs)9個,其他國際投資協定(TIPs)9個。這是自1983年以來,達成國際投資協定最少的年份。同時,2017年至少有22個國際投資協定的終止生效。這也使得終止的國際投資協定首次超過新達成的國際投資協定。

    從新達成的國際投資協定來看,可以發現一些重要的發展方向。比較2017年達成的IIAs和2000年達成的IIAs,可以發現兩個重要的發展方向。一是更強調投資的可持續性。將保護人類、動物和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護會耗竭的自然資源作為一般例外,明確強調不能為了吸引投資而降低健康、安全和環境標準。二是盡量避免投資仲裁,從而保留監管空間。引入更為詳盡的公平公正待遇條款和間接征收條款,保留在審慎監管措施下對資金自由轉移義務的例外情況,盡量避免保護傘條款。 

    從存量來看,國際投資協定的規模仍然較大。截至2017年底全球共有3322個IIAs,但其中大部分是需要改革的“舊一代”的IIAs。改革的主要動機一方面是為了降低東道國面臨國際投資仲裁的風險,另一方面是為了增加可持續發展的內容。但改革同樣存在諸多困難,例如有來自締約對手方的反對,有來自國家內部的協調困難和政治意愿的不足,還有的國家政策制定者認為改革意味著降低對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

新稅法降低了在美經營企業的稅收負擔

    新稅法希望通過全面降低了企業在美經營的稅收成本,吸引海外利潤和新增投資流向美國。針對不同類型公司,新稅法分別通過調整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相關條款實現減稅。股份有限公司(C型公司)的納稅主體是公司本身,納稅行為受公司所得稅調節。獨資企業、合伙企業、S型公司等稅賦流轉公司(pass-through business),不單獨申報繳納公司稅,而是將公司收入合并到企業主個人的收入中,依照個人所得稅繳納稅款。美國約95%的企業都屬于稅賦流轉企業,多數為年銷售額不到1000萬美元的小型企業,也有一些私募基金、房地產企業、律師事務所、會計和咨詢公司等大型企業采取這一組織形式。2013年,稅賦流轉型公司的營業收入占到全美企業總營業收入的51%。 

    首先,新稅法降低了各類企業的實際稅率。對于股份有限公司(C型公司),新稅法下調了公司所得稅稅率。根據法案規定,C型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由原有的累進稅率(最高稅率35%)統一為21%。綜合考慮聯邦稅率和州稅率后,C型公司的總稅率將降至25%左右,與其他OECD國家的企業平均所得稅稅率持平。對于稅賦流轉公司,新稅法設置了合格營業收入(QBI)20%的稅收抵免,將該類主體的實際有效稅率由39.6%降至29.6%。

    其次,新稅法允許長期資產投資費用化,降低企業長期投資的稅收負擔。新稅法允許企業將不動產投資之外的其他長期投資資產在資產投資當年一次性全額抵扣企業所得稅。可以抵稅的資產支出包括:航空器、飛機等長期生產性投資資產,適格的影視劇制作支出,以及水果、植木嫁接的農業相關生產支出。這一舉措有助于企業將長期投資資產費用化,降低企業的應稅稅基,鼓勵企業在特定行業從事長期投資。但一次性全額稅費抵扣不是永久性的,實施期截至2022年1月1日。2022~2027年,抵扣額度由100%逐年遞減至20%。 

    最后,新稅法停止對企業征收最低替代稅(Alternative Minimum Tax,“AMT”),降低了大企業的稅賦。

    但是從結果看,利潤回流并未持續激增,美國放棄以規則為導向的國際投資和貿易原則使眾多投資者處于謹慎或觀望態度。
115-117期十四码管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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